“中国正独自闯出一条新路来。”2月18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这样说。作者斯蒂芬?罗奇曾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的负责人，是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奇迹中颇有心得的一位学者。 他在文章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带来的一变化，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是中国创建新模式的“决心书”和“行动宣言”。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竞争格局的最大影响，就是使美国‘一超’逐步被打破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经济板块，竞相抓紧时机进行战略调整和重新定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清华大学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把罗奇的观点放在更广阔的国际战略竞争中观察，“这意味着谁先找到正确的方向，谁能作出更快的反应，谁会采取更得力的措施，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得先机。”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加速发展的十年。”阎学通认为，“未来中国有足够多的领域可供改革开放，而每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深化所起到的作用，都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都可大幅促进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也正是这个关键期，中国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这是必须一举成功的“冲顶”挑战。 “环境变化留给我们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必须快马加鞭。”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感叹，“十二五”期间要初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否则不但经济下行的风险难以得到有效克服，由经济下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可能急剧放大，加大不确定性因素风险。 也因此，面对本刊记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受内外压力影响，中国经济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爬坡过坎全新阶段，“能否在结构调整和经济减速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重塑新优势，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否率先完成调整和改革的关键抉择。” 新一轮全球竞争的中国坐标 客观分析当前内外形势，便会理解这样的判断。 其一，从内部来看，过去5年多来，经过一系列连贯有力的调控政策，中国经济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多次冲击。但同时，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问题，诸如产能过剩甚至还进一步恶化。 从2010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中国经济罕见地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减速，增长率从接近11%降到7.5%。对此，除了警示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之外，不少分析认为，虽是宏观调控主动而为，但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旧的驱动力正逐步衰减，而新的驱动力尚未完全形成所致。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发展要求的丰富和提升，经济指标在衡量发展成就中的比重逐步降低，国人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多，期望越来越高，大大深化了发展的内涵和实现发展的难度。 其二，从外部看，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步伐亦在加快。根据IMF的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7%，好于去年的3%，其中发达国家增长2.2%，好于去年的1.3%。目前，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一系列刺激措施，在发展战略及经济结构方面加大了调整的力度和速度，以期构筑并释放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3D打印、人工智能、分布式能源、页岩气水力压裂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对全球制造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和技术竞争日益激烈。 与此同时，全球化规则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力对比此消彼长，但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重构过程中，却并没有体现出这种变化，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依然在发达国家手中。这种势头让新兴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局面。 针对上述状况，专家们认为，在全球结构调整压力向新兴市场转移和发达国家加速重塑世界经济新版图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内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参与全球治理及经济规则构建方面的紧迫性更为突出。 陈凤英告诉本刊记者，必须要最积极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实力，以调整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上的主动和国际竞争中的主动，从而保证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在全球经济格局位势的有效提升。 掌握全球经济发展主动权 “中国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在上述文章中，罗奇这番结论的论据是，他发现，“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最终生产者的中国现在决心也要当消费者了。” 这种变化正是迟福林一直期待的。“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上升通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个突出的优势。”采访中，这位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多年的学者明确表示，尽快建立与消费主导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启动国内消费大市场，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实现持续稳步增长的关键保障。 最显著的理由，无疑是因为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三驾马车”中最具增长潜力的因素。 就外需而言，虽然世界经济开始回暖，但经济增速仍处于中低速水平，去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1.3%，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4.7%，并且还存在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出口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及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贡献将十分有限。 就投资而言，未来中国依然具有大量的需求空间，但投资增长的速度很难有大的提升，真正的提升重点在于投资的效率和质量。 与之相对应，消费需求却有着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按照迟福林的计算，当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只有47.4%，居民消费率只有33.8%，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 “依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测算，到2020年，我国潜在居民消费需求将在45万亿～50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80%以上，就能支持未来10年8%～9%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70%左右，能支持未来7%～8%的经济增长。”他表示。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13亿多人所支撑起的巨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博弈最具份量的砝码之一。去年，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提高4.1个百分点。“如果总是走外需拉动的老路，外贸依存度过高，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外部需求。外部市场好，增速就高；外部市场差，增速就低。”在陈凤英看来，这种局面很容易导致中国的经济命运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国际竞争中，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想获得对方的市场，往往都要有所付出。”她谈到，美国在TPP谈判中之所以设置过高的标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迫使每一个加入谈判的对手作出更多让步。 “在后危机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市场，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陈凤英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差不多能达到1.5万美元，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能占到世界的一半。届时，即使外需完全消失，也依然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保持适度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释放消费需求，不仅是是外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状态下的“不得已为之”，更是充分发挥中国优势，利用13多亿人口的超级市场掌控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明智之举。 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0多年前，伟人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抑或期待，正在于，新中国近65年来，无论是求富求强，还是改革探索，乃至未来实现民族复兴，创建一整套能够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且高效活力的制度体系，实现经济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不懈的奋斗目标。 “如果按照这个构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了，还有不到8年的时间。”采访中，迟福林谈到，当前改革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缺乏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 在其看来，“虽然过去也提出不少改革目标，出台过不少政策措施，但大多是具体领域的，彼此之间缺乏统筹协调，而且不成熟，经常在变化之中，这给指导我们改革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这实际上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认为，在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出这样一个总目标，既是水到渠成，更是迫在眉睫。 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创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对相关问题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5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回答推进个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套制度体系。 当然，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制度终究只是摆设。因此在采访中，专家们一再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制度有缺席，还能够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但如果‘人’不行，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韩保江表示。 采访最后，阎学通把《管子?霸言》的一段名言送给了本刊记者，“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其意为，国家大而不好好管理，国力就会变小变弱；国家即使很小却能治理的好，国力也会变大变强。 “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先哲们相信，决定国家富强或衰落的最根本因素是国家的政治领导。”阎学通最后道出了古今中外国家强盛的实质。 改革力度决定中国复兴进程 “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相信，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当然，依据历史惯性进行预测并不意味着他要否定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大国领导者的改革能力对未来十年国际格局的变化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格局是随着大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是国家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是领导者实施改革的能力。”他说，这也正是他敢于对中国做出乐观预测的重要原因。 “唱衰”中国的依据不科学 《瞭望》：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色，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总有一些声音一直在“唱衰”中国，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阎学通：从2008年开始，不断有一些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很快就要衰退，作出这种预测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物极必反的哲学原理。一些人认为，一国经济高增长的时间是有极限的，因此中国不可能永久地保持高增长。另一个是历史经验，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经济高增长时期都没有超过30年。 然而，这种预测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出现错误，是因为预测者的两个依据不科学。 首先，“物极必反”是个哲学原理而不是科学依据。由于这个“极”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持续多少年才算达到“极”这个“必反”的转折点就完全由主观想象决定了。可以将中国经济高增长持续30年视为达到极限，也可将持续50年视为达到极限，甚至可以将更长的时间视为极限。 第二，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也是不科学的。日本的人口规模不到中国的1/10，亚洲四小龙的人口规模都没有超过中国4%的。以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历史经验为依据来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其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如果准确了反而是难以理解的。这如同以狗或兔子的寿命为依据预测大象的寿命，其预测不准确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瞭望》：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阎学通：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综合国力有望再保持十年高增长，而且有可能再为其后的十年实现年均5%以上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想不想改革以及有没有改革的空间。 首先，我认为，对于新一代领导人而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改革开放成为融入他们血液的政治信仰，所以改革的意愿非常强烈，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其次，目前中国仍有很多部门的改革还有待启动，社会力量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仍有足够多的领域可供改革开放，回归给社会，而每个领域的改革开放都可以大幅促进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 没人能阻止中国发展 《瞭望》：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中国抱有戒心，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围堵”，你认为中国发展进程能被阻止吗？ 阎学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国的围堵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但中国的发展停止了吗？没有。要知道，当时发达国家实力远大于今天，如果在那个时候都阻止不了中国发展，那未来当然就更加不可能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在不断改革，而西方国家的改革意愿和力度相对较弱。而改革对如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增长具有相同的作用，哪个国家改革得快，哪个国家就能赢得战略竞争，反之则走向相对衰落。 历史上，许多一度辉煌的帝国都走向了衰落，其具体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因自负而不愿进行根本性改革很可能是个共同原因。因此，干扰或阻止中国发展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瞭望》2014年第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