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奈何不可美国制造？

来源：泽言网  作者：icywater

去年二月，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宴请了一些硅谷杰出人士。席间每位受邀者都有机会向总统提出一个问题。

        然而当史蒂夫·乔布斯发言时，奥巴马总统用自己的疑问打断了他：为什么苹果公司不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呢？

        就在不久之前，苹果公司还在自夸其产品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今天，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算是如此。去年，苹果所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5900万部其他产品都是在国外加工生产的。

        奥巴马这样质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带回美国？

        据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乔布斯毫不含糊地回复道：“这些就业不可能重归美国。”

        总统的疑问体现到了大众对苹果公司的这种指责。苹果的一些管理人员回应道，海外加工并不是仅仅因为国外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相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外国工人更加勤劳，工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作弹性也大。所以，苹果公司不再青睐于本国制造。

        对经营全球化的不懈努力下，苹果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为知名、最广受称赞的公司。同时，它也有着最多的模仿者。去年，苹果的人均净利润为40万美元，超过了高盛银行、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困扰着奥巴马的问题，也同样着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和许多高科技同行类似，苹果并不像全盛时期的其他知名公司那样，热衷于创造美国就业岗位。

        苹果在美国雇佣了43000名员工，在海外雇佣了20000员工。相对于50年代的通用汽车和80年代的通用电器动辄数十万的员工而言，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苹果的合同商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大约70万员工在设计，制造和装配iPads、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但是这些员工都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师都得依靠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前白宫经济学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说：“为什么增加中等收入工作如此困难，苹果公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攀爬到的峰顶，我们应该为此担忧。”

        苹果的高管表示，在现在的处境下，海外制造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一位前高管给我们描述了，苹果如何在iPhone发售前几周依靠一家中国工厂，紧急对产品进行改进。苹果在最后关头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这迫使产品装配线必须进行整修。新的手机屏幕在临近午夜时才抵达工厂。

        这位高管透露，工厂领班人员马上叫醒了工厂宿舍里的8000工人，并分发给每位工人一些点心和一杯茶，然后在半小时内即奔赴工作点，接着开始12小时轮班工作。他们紧张地往斜框里适配玻璃屏幕。这家工厂每天加工超过1万部iPhone，持续了96小时。

        “这种速度和工作弹性让人震惊”，这位管理人员说，“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工厂可与之相比”。

        几乎任何一家电子科技公司都充满着类似富士康的故事。在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银行、汽车相关制造业和制药业的上百种产业中，外包业务都日益得以发展。

        虽然苹果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但它为了解为什么知名公司的成功没有促进国内就业，提供了一扇窗户。

        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说：“美国公司曾经认为支持美国就业率是一种责任，即使这并不是经济上的最佳决策。但是这种责任感早已被利润和效率所驱赶，荡然无存。”

        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公司认为这种追求效率的理念是合理的，史蒂文森的看法太天真了。尽管美国工人受教育程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然而美国没有训练出足够的中级工人以满足工厂的需要。

        公司方面争辩道，为了生存发展，他们必须在可以产生足够利润的地方生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支付高昂的创新费用。否则，只会在长期中使美国人失去更多的工作。曾经的一些骄子，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因反其道而行使其市场份额大大缩水。
        这篇文章多次提到了苹果，但是苹果以保守秘密著称，拒绝予以置评。

        这篇文章是在采访了多位前苹果雇员和承包商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们大多要求匿名，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此外还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的雇员，苹果竞争者和合作者，还有一些ZF官员。

        苹果的管理人员私下里说，尽管苹果比以前雇佣了更多的美国工人，但是世界变化如此之快，简单地以雇佣人数来衡量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早已成为错误。

        他们说苹果通过授权承包商代生产，和为通信服务企业、运输企业提供大量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他们说治疗高失业率并不是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超过一百个国家销售iPhone”，一个在职的苹果高管说。“我们没有提高美国就业率的义务。我们唯一的职责是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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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玻璃屏幕”
        在2007年，iPhone计划发售的一个月前，乔布斯召集一批助理到他的办公室。他兜里的iPhone样机已经揣了好几个星期。
        根据当时在场的某个人回忆，乔布斯怒气冲冲地举起他的iPhone,将其倾斜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有许多细小的划痕。然后他从牛仔裤中掏出自己的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会卖一个容易被划坏的产品”，他严肃地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不易有划痕的玻璃屏。“我想用玻璃屏，6周内必须让它变完美。”


        一个高管离开后会议，马上预订了到中国深圳的航班。如果乔布斯想要完美，那确实没其他地方可去。


        过去的整整两年里，苹果都在进行一个项目。该项目代号"紫色2号"(purple 2)，在项目的进行中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重构人们对手机的想象？怎样设计才能让它拥有有卓越的品质，比如不易被划坏的屏幕？怎样在生产数百万手机时，既保证高速生产又保证低价,从而使利润最大？


        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每次都在美国国外得以解答。尽管不同型号的iPhone有着不同元件，但所有的iPhone都包含着数百个组成部分。大约百分之90的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台湾，存储器产于韩国和日本，显示板和电路系统源于韩国和台湾，芯片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最后在中国组装起来。


        在苹果发展之初，它并未考虑国外制造方案。就在1983年刚开始生产麦金塔电脑后的不久，乔布斯还在夸耀它是彻彻底底的"美国制造"。1990年，乔布斯开始经营NeXT，这家工厂最终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当时告诉记者：“我为我的电脑骄傲，也为这家工厂而自豪。”直至2002年的时候，苹果高层还偶尔驱车2小时，从总部开到东北方向的加州麋鹿林市iMac工厂视察。


        但是，到2004 年的时候，苹果大规模地转向了国外工厂。促成这一决策的是当时苹果的运营专家蒂姆·库克。当时许多美国电子公司已经开始走向国外。在进行反复权衡后，苹果觉得自己必须抓住每个有利条件。就在去年八月，乔布斯逝世的六个月前，蒂姆·库克取代乔布斯成为了首席执行官。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因其廉价的半熟练工人而别具吸引力。但这一点却并没有吸引到苹果。因为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购买配件支出和管理供应链支出，实在是微不足道。供应链是整合数百家公司服务和配件的关键所在。


        一位前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说，库克把亚洲作为战略中心“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亚洲工厂"可以迅速地按比例扩大或缩减生产"，二是“亚洲供应链要优于美国供应链"。结果就是“我们美国无法在这些方面胜出”。


        2007年，当乔布斯要求紧急更换玻璃屏时，上述优势的巨大力量显露无疑。


        多年以来，因为玻璃在切割和打磨时要求极难企及的精确度，手机生产商都避免使用玻璃屏。苹果已经选择一家美国公司——康宁公司，来生产大长方块的强化玻璃。但是要弄清怎么把这种大块的玻璃切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需要找到一家空的切割工厂，需要数百块玻璃试验，和一大群中等技术人员。单单是准备工作就得花一大笔钱。


        但是一家中国工厂为这份工作发出了投标书。


        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这家中国工厂已经开始修建一栋新的配楼。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某前苹果高管回忆，工厂经营者如是说：“这样，假使我们拿到这份合同，不会手忙脚乱。”中国ZF已经同意负担大量的生产成本，这些补贴金已缓慢地流入这家切割工厂。工厂免费为苹果提供了一个放满玻璃样品的大仓库。而且以近乎免费的低价提供了技术人员。他们还在厂房旁修建了宿舍，从而24小时内都有可便用的工人。


        这家中国工厂得到了这份工作。


        “现在全部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另一名前苹果高管说。“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一个街区远就有螺丝厂。你需要特制的螺丝？只需花费3小时。”

富士康城


        距离那家玻璃工厂8小时车程的就是传说中的富士康城。iPhone便是在这里组装。对于苹果高管来说，富士康城是中国可提供比美国更勤奋更优秀的工人的进一步证据。


        那是因为，在美国没有富士康城这样的存在。


        这里有着23万工人，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6天，一天经常工作12小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里。许多人一天工资不超过17美元。当一个苹果高管在工厂换班的高峰期开车抵达时，他的车卡在了滚滚人流中。“真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他说。
        富士康雇佣了近300个工作人员来引导人流，防止工人挤在门口。工厂的饮食中心平均一天做3吨猪肉，13吨米饭。附近的茶坊里烟雾弥漫，充斥着香烟的恶臭，与一尘不染的厂房形成鲜明的对比。


        富士康科技集团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有着几十家这样的工厂。它组装约世界总量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它的主顾是像亚马逊、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公司、诺基亚、三星和索尼这样的行业巨头。


        2010年前前曾任任苹果全求供应需求总经理的詹妮弗 瑞格尼说：“他们一夜间能雇3000人。”但她拒绝透露工作细节。“又有那家美国工厂能在一夜间找到3000工人，并提供住宿呢？”


        2007年中期，苹果工程师在经过一个月试验后，终于找到了切割钢化玻璃的完美方案，使之能用于iPhone屏幕。据这位前高管描述，第一辆满载切割玻璃的卡车在深夜抵达富士康城。此时，工厂管理员马上叫醒上千工人。男人们套上黑白相间的制服，女人穿上红色的衣服。然后，迅速集合开始手工组装手机。3个月内苹果卖掉了100万部iPhone。富士康从那天算起，组装了200多万部。


        在声明中，富士康拒绝透露具体客户，并写道”我们的每一个工人都签了明文条款，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合同将保护他们的权利。富士康将认真承担起对雇员的责任，并努力为我们的100多万员工创造安全、积极的环境。”


        针对苹果前高管的叙述，富士康在一些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并写道：他所描述的半夜换班是不存在的，“因为基于每位工人的指定班次，我们对员工的工作时间有着严格的管理，每位员工都有电子时间卡，在非指定班次进入工厂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换班，都必须在上午7点或晚上7点开始。任何临时变动都必须在至少12小时前通知到员工。


        然而，在对富士康员工的采访中，上述言论遭到了质疑。


        对于苹果而言，另一关键优势是中国能提供大量的工程师。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苹果的高官们估计，要监管和引导20万生产iPhone的流水线工人，需要8700名工业工程师。苹果分析员预测，在美国，招募同等数量的工程师至少需9个月。


        在中国，只需15天。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务长马丁·斯密特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总抱怨“在美国设厂的挑战在于缺少技术工人”。企业门说他们的要求不高，高中以上学历即可，并不要求学士学位。高官们认为，美国缺少这种层次的工人。“这些工作都很不错，但是美国没有足够的供给去满足这种需求”，斯密特先生说。


        但是，iPhone的一些部分也离不开美国。比如，其软件的开发和创新的营销手段都是美国创造。苹果最近在北卡罗莱纳州建造了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数据中心。iPhone 4和iPhone 4S中，关键的半导体都是在德州奥斯汀的一家三星工厂生产的。

        不过，上述部分并未提供大量的职位。以苹果的北卡罗来纳数据中心为例，仅有100名全职员工。三星工厂也只有约2400名员工。


        让·路易斯·卡西说：“即便你的手机销售量从100万提高到3000万，也不需要更多的程序员。"让·路易斯·卡西曾负责苹果产品规划和市场定位，在1990年离职。“也就是说生产量增加，但平均成本下降，所有的新型企业都从此受益，如脸谱、谷歌、推特等公司。”


        很难估计如果iPhone在美国制造，其成本会如何。然而，许多学者和制造业分析师估计，由于劳动力成本仅占科技制造成本的很小比重，故支付美国工人工资，将使每部iPhone成本上升65美元。因为苹果每部手机利润约为数百美元，所以在理论上，国内生产仍能获得良好的收益率。


        但是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计算是无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制造iPhone，不止需雇佣更多美国人，更要求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转型。苹果高管认为，美国的技术工人根本不够，高速而有弹性的工厂也少得可怜。一些苹果公司的合作者也表示要在海外生产，如康宁公司。


        为苹果生产iPhone的玻璃，让康宁在肯塔基州的工厂重获新生。今天，大部分的iPhone玻璃仍在这里生产。在iphone获得巨大成功后，康宁接到了其他企业的海量订单。这些企业都想模仿苹果的设计。它的强化玻璃销售量增长至每年7亿美元。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它雇佣着约1000名美国工人。


        但当市场进一步扩张后，康宁却开始在日本和台湾进行大量生产。


        康宁公司的副董事长和财务总监詹姆斯·B·弗罗斯说：“我们的客户在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如果我们在美国生产玻璃，只能用轮船花费35天运到这些地方，或以十倍价格空运过去。所以我们选择在海外生产，紧挨着组装工厂。”


        康宁于161年前成立于美国，它的总部仍在纽约北部。理论上讲，它可以在国内生产所有的玻璃。但是弗罗斯说：“这需要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总调整。消费性电子产品业务已归亚洲所属。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此深感忧虑，但却无能为力。亚洲已经变成了40年前的美国。”

中产阶级的噩梦


        当埃里克·萨拉格扎第一次步入苹果位于加州麋鹿林市的工厂是，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工程胜地。


        那是在1995年， 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这家工厂雇佣了1500多位工人。林立的机械臂和传送带上满是电路板。最后将行行色色有着糖果般诱人彩色的iMac组装起来。


        作为一位工程师，萨拉格扎的职位迅速提升。然后，他加入了高级诊测队。他的薪水猛涨至5万美元。他和妻子生了3个孩子。他们买了一栋带泳池的房子。


        他说：“感觉终于学以致用了，世界需要能生产创造东西的人。”


        然而，此时的电子工业面临着巨变。产品日益被冷落的苹果，在努力重塑自己。重点之一是改善制造。于是，萨拉格扎工没几年，他的老板就向他解释加利福尼亚工厂与海外工厂如何产能竞争：去除原材料成本，在麋鹿林市，生产一台价值1500美元的电脑，成本是22美元。在新加坡是6美元。在台湾是4.85美元。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员工的效率。


        萨拉格扎说：“我们被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周六也是如此。我有家难顾啊。真想看我的孩子们踢足球。”


        现代化引起多种工作改变或消失。正如美国经济由农业转向了制造业，又由制造业转向了其他产业，农民转型为炼钢工人，然后变成销售人员和中层管理者。这些转变带来了许多经济利益。总体上说，每一次转型中，即使是不熟练的工作者也能获得更多的工资，并向上层社会前进。


        经济学家们说，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基本性的东西发生了转变。中等薪酬的工作机会开始消失。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他们失望地发现，现在的新工作大多在服务性行业——餐馆，客户服务中心，医院服务人员，或者是临时工。从事这些工作，很少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


        甚至像萨拉格扎这样有大学学历的，也面临着这种趋势的严峻挑战。首先，麋鹿林市的一些日常工作被外包到海外。萨拉格扎没有在意。然后机械化让苹果成为了未来科技的试验场。管理人员用机器取代了许多工人。一些诊测性工程也被外包到新加坡。监管工厂存货的中层管理者也被解雇了，因为好像在突然之间，一些能上网的人便能胜任这些工作。


        对于一个非技术型岗位而言，萨拉格扎先生太昂贵了。从事高层管理，他又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在2002年一个夜班后，他被召到一个小办公室，然后被解雇了，黯然地离开了工厂。他在高中任教了一段时间，然后尝试重归科技界。但是，曾经让这里被誉为“北方硅谷”的苹果，此时已将麋鹿林市工厂改造成一家苹果客户呼叫中心。在这里，新员工每小时仅赚12美元。


        硅谷的就业前景还算乐观，但他求职没成功。如今已年满48岁，有着五口之家的萨拉格扎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30岁左右，没有孩子的员工。”


        又找了几个月工作后，他开始感到绝望了。即使是教书的工作也很难找了。最后，他在一家临时电子代理企业谋到一份工作。这家企业受雇于苹果，负责在返修好的iPhone和iPad在发给客户前，进行检查。萨拉格扎每天都要去那栋他曾担任工程师的楼工作。现在他每小时挣10美元，无其他福利，擦拭上千的玻璃屏幕，插进音频接口检查是否正常。

苹果的发薪日

        随着苹果海外业务和销售量的扩张，高层雇员大赚了一笔。上一个财政年度，苹果的利润高达1080亿美元，比密歇根州、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ZF预算的总和还高。股票价格从2005年分配股权时的45美元，涨到了427美元。


        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流向了股东。苹果的股权极为分散，猛涨的价格使数百万个人投资者获益，401k退休计划也获利颇丰。苹果员工也发了财。上个财政年，苹果的员工和董事除工资外，收到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另外又行使和授予了价值14亿美元的期权。


        最丰厚的回报往往流向了苹果的高层。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去年获得了10年期的持有期权和无偿配股权，现在价值为4亿2700万美元。他的工资涨到了140万美元。在2010年，库克的一揽子薪酬金额为5900万美元。


        一位苹果的知情人说，苹果雇员拿到的报酬是公平的，因为苹果本身给国家和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价值。苹果的扩张带动了美国的就业。去年，苹果的美国雇员增加了8000人。


        当其他公司都在国外设立客服呼叫中心时，苹果仍坚持把呼叫中心设在美国。据某消息预测，苹果产品的畅销使其他公司雇佣了数万美国人。例如，联邦快递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都称，苹果巨大的出货量使他们雇佣了更多员工。尽管在苹果拒绝下，他们未能提供详细数据。


        一个现任苹果高管说：“不应该因为使用中国工人，而指责我们，美国早已不再供应我们需要的工人了。”


        而且，苹果方面称，苹果在自家零售店和售卖iPhone和iPad应用程序的企业中，提供了大量好的的就业岗位。


        萨拉格扎在测试了两个月iPad后，辞职了。他现在境况也好些了，但收入太低了，所以它决定找别的工作。一个十月的晚上，当萨拉格扎坐在他的MacBook前，在线提交了一些简历时，地球彼端，一位女士正走进了她的办公室。林丽娜是中国深圳PCH国际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PCH国际是苹果和一些其他电子公司的合作商，负责加工产品配件，比如保护iPad玻璃屏的套子。她并不是苹果雇员。但她是苹果全球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林女士的工资仅仅比萨拉格扎在苹果时略低。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所中国大学和通过看电视学的英语。她和她的丈夫每月将四分之一的工资存入银行。他们和儿子住在一所1080平方英尺的公寓里，与亲家合用。


        林女士说：“中国有很多工作，特别是在深圳。”

创新的牺牲品

去年，在奥巴马与乔布斯和其他硅谷精英的晚宴结束之际，人们起身离开。一群人涌向了总统身旁，求与总统合影。另一群人则争先恐后地围向了乔布斯，人数仅比总统的略少。关于乔布斯病情恶化的传言已经广为流传了。人们想要一张和乔布斯的合影，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最后，两股人流交叠在一起。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乔布斯这样对奥巴马说：“我并不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非常伟大，我担忧的是对解决方案的探讨太少了。”


        例如，在晚宴中，高官们建议ZF改革签证程序，以利于企业能雇佣更多外国工程师。一些人建议总统给企业“税收假期”，以使企业能带回海外利润用于促进本国就业。乔布斯甚至表示，如果ZF能支持培训美国工程师，也许有一天，苹果的一些技术型制造业可以重新迁回美国。


        经济学家对这样那样的努力是否有用，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们指出，困境中的经济，往往会因未预期到的科技进步而得以改善。80年代，经济学家们对攀升的失业率无能为力时，互联网几乎不存在。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平面设计的学位日后会别具价值，学习电话维修是死路一条。


        我们现在也很难预料，美国未来的创新能否转化为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在过去的十年里，太阳能、风能、半导体显像和制造技术突飞猛进，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工作。但尽管些产业在美国起步，大部分的工作却流失到了国外。企业们纷纷关闭本土的工厂，在中国重新开张。高官们说这是因为，他们在和苹果在为争夺股东拼杀，如果他们赶不上苹果的增长速度和利润，就必死无疑。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说：“新的中等收入工作一定会出现，但是到时候，那些年届40的人能否胜任这些工作呢？他们会不会被刚毕业的学生挤走，然后永远无法重回中产阶级？”


        许多产业的高管都说，手机设计的创新之路已经走了5年。乔布斯这样的商人大大加快了创新的步伐。苹果在4年内发行了5部iPhone，iPhone的运行速度和内存提高了两倍，但价格却更加低廉。


        在奥巴马和乔布斯告别之前，这位苹果首席执行官从兜里掏出iPhone，展示了一款赛车游戏。这款游戏有着难以置信的高清画质，受到了每个人的称赞。iPhone在灯光的映照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身价合计690亿美元的高官们，为能瞅到乔布斯的肩膀，毫无风度地推挤起来。


        屏幕上连一个微小的划痕都没有。

这个报道的确说明了资源配置方面一些神层次的问题，比较透彻

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就是竞争小，工作成本低，还都抢着干，贱

iPhone 一直是美国制造
中国代工

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